“惠民保”落地四川省13市
“惠民保”落地四川省13市，“惠民保”能帮助商业保险公司同医保相关单位、医疗机构以及药企深度合作，真正参与到赔付率相对较高的保险领域，“惠民保”落地四川省13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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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填写投保人信息，支付订单……不到5分钟，眉山市东坡区市民邹玉芬，花59元购买了一份“东坡惠民保”，获得最高200万元的保障。
“东坡惠民保”“惠蓉保”“充惠保”……目前四川省内已有13个市开办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俗称“惠民保”。
“惠民保”作为一种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项目，旨在解决基本医保报销外的部分高额医疗费用。由于“惠民保”投保门槛和价格都低，近年来在四川省发展迅速。首批开办“惠民保”的地方有哪些实践？如何走进更多家庭，惠及更多老百姓？这项保险还需突破哪些瓶颈？近日，记者展开了调查。
变化：保额更高，保障更多，服务升级
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一次创新尝试，“惠民保”以地方政府主导或指导、商业保险公司承保、消费者自愿参保的形式开展。
截至目前，成都、德阳、南充、眉山、广安、自贡、攀枝花、内江、广元、雅安、宜宾、达州、遂宁13个市已推出该项业务，保费59元、69元、79元不等，最高保额从100万元到420万元。
“2020年成都‘惠蓉保’上线首年参保人数便达到310万。”“惠蓉保”承保公司之一——国宝人寿法人及政府业务部副总经理王建国告诉记者，“惠蓉保”是四川最先上线的“惠民保”，两年来参保人数逐年增多，2021年参保总人数已达到380万。
对比去年，今年一些市已经推出的“惠民保”有所升级——
保额更高。南充“充惠保”保额从上一年度的100万元提升至最高200万元，新增的100万元保障责任为特定高额药品费用，弥补了上一年度的空白；达州“达惠保”最高保额从去年的100万元提升至420万元。
保障更多。南充“充惠保”新增20种全自费高额用药，遂宁“惠遂保”在保费价格维持2021年度59元不变的情况下，特定药品种类由15种增至30种。
服务更完善。目前推出的“惠民保”几乎都采用“一键参保 线上理赔”的方式，理赔实现全流程线上服务。
理赔门槛更低。成都“惠蓉保”、遂宁“惠遂保”、达州“达惠保”赔付的起付线都有所降低。以“惠遂保”为例，赔付的起付线由2万元降低为1.8万元，连续参保人员的起付线降至1.5万元。
建议：多方参与者加强合作，稳定并提高参保率
几十元能保上百万、不限制投保年龄、可以带病投保……4月9日上午，尽管某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花了20多分钟介绍“惠民保”，但市民张宇仍然放弃了投保，“个人感觉意义不是特别大。”
就拿两人交谈的实际理赔案例来说，2020年，84岁的成都市民周阿姨因“更换心脏起搏器”住院治疗发生医疗费用6.5万元，经过医疗保险报销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为2.4万元。出院后，她提交理赔申请，获得“惠蓉保”报销金近1000元。
尽管周阿姨获得的赔付远超支付的保费，但仍有一些市民与张宇观点类似，认为实际赔付金额比期望的少，参保意愿不强。
参保率不高，这项保险的可持续性也受到影响。“稳定和提高参保率是‘惠民保’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广元市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母淑琴看来，必须引导参保者正确认识“惠民保”，它既是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项补充，也是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有效衔接的创新之举，能进一步减轻群众负担，特别是重特大疾病患者家庭负担。“惠民保”和其他商业保险并不冲突，价格相对低廉，更具普惠功能。
对于如何稳定并提高参保率，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保险学讲师杨泽云建议：首先应扩大参保人员的覆盖面；其次，保险公司要加强与医院、卫健委等系统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借助科技提升“惠民保”的风险控制能力；最后，保险公司、健康管理公司等多方“惠民保”参与者要加强合作，切实为居民提供因地制宜的医疗保障，提升健康管理能力，满足消费者的更多需求。
“如果越来越贵，就会导致更多低风险人群退出市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保险系副教授陈冬梅认为，只有参保池够大，风险分散才更有效。“既然是城市定制医疗险，理应根据城市实际的患病率、重疾发生率等诸风险因素厘定费率，实现‘一城一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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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惠保、杭州市民保、武汉惠医保……近年来，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多点开花。
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说，推动“惠民保”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需要从多方面入手，重点要解决惠民保的逆向选择问题、保险公司经营积极性问题、产品定位问题等。
她建议，要完善“惠民保”相关制度机制。加强顶层设计，明确经营参与主体的资质标准，完善准入和退出机制、盈亏平衡补贴机制、跨区域服务和结算机制、绩效评估机制等，确保“惠民保”项目的长期可持续经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震认为，“惠民保”行稳致远的关键是“划清界限，明确责任”，不能把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办成“第二医保”。要强化“政商合作”，协助商业保险公司做好宣传工作，为“惠民保”提供经办服务和网络平台，并纳入一站式结算平台。加强监管，避免出现重大社会风险。
镁信健康创始人兼CEO张小栋建议，进一步细化“惠民保”药品目录和报销规则，帮助商业保险公司更好地进行前期精算和风险管控。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上下游企业深度参与，多方共助促进“惠民保”可持续发展。
融合协作构建多层次健康保障体系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
“惠民保”是构建多层次健康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商敬国提到，“惠民保”的出现为社保和商保的融合协作提供了一种启发。商业保险要认清自身的定位和优势，优化产品设计，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健康保障需求。保险公司供给的商业健康险只是健康保障供给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
基本医保、健康管理、医院、医药等，每一部分都无法单独完成高质量健康保险供给，所以需要紧密合作。整个健康保险产业生态圈的有效循环可以带动很多和健康相关的产业发展，但前提是购买端和供给端能够相互促进。
张小栋介绍，“惠民保”能帮助商业保险公司同医保相关单位、医疗机构以及药企深度合作，真正参与到赔付率相对较高的保险领域，改善了一直以来商业保险公司缺少数据支撑的局面，也为产品设计和优化提供了基础支持。希望未来“惠民保”能成为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之间的重要衔接。
打破“数据孤岛”让“惠民保”持续惠民
孙洁认为，要解决保险“数据孤岛”问题，构建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建议按照确保用户隐私安全、最小化可用、数据脱敏等原则，打通传统医疗机构、基本医保和商业保险机构之间的信息交互通道，推动医保和商保数据共享，为“惠民保”产品精准定位、定价、迭代演进以及与其他商业保险的保障优化组合，实现精准保障提供数据支撑。
“商业健康险的发展离不开数据的长期积累”。张小栋认为，要将医疗行业和保险行业数据做进一步的深度结合。将“惠民保”中的惠民性进一步衍生出来，针对我国特殊的“家庭投保”需求对产品进行综合设计，降低逆选择风险，优化理赔方式，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的一站式结算服务。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系副教授薛梅认为，“惠民保”应该采取几方面措施来持续惠民：第一，“惠民保”的定位应是惠民，可以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城市范围，从某一特定领域向外扩展，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城市，满足保险经营上的大数法则，以便分散风险；
第二，“惠民保”作为一种商业保险产品，其定价既需要技术支持，也需要数据支撑，降低价格，让公众投保更简单方便；第三，保险公司要不断提高服务、技术、合作水平，将保险中介、佣金、渠道等方面节省的费用用于疾病的.防治，这也是惠民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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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保因其业务模式得到政府、商业保险机构以及第三方服务平台等‘大健康’主体的广泛参与，在近两年非常红火，其保障范围也逐步改进，更多地补充基本医疗保险的不足。”近日，湖南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精算研究所所长张琳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表示。
作为近两年的现象级保险产品，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简称惠民保）快速发展，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国28省份122个地区244个地级市推出了177款惠民保，1.4亿人次参保，保费约140亿元。
不过，惠民保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理赔信息披露不规范、基层保险意识不足等问题。
对于全国各地纷纷推动惠民保产品背后初衷、各地惠民保产品如何参与社会治理等问题，张琳和记者分享了她的观点。
建议公布惠民保理赔信息
“惠民保最大的特点就是惠民，不管是没有保险的人，还是患有特殊病症、罕见病的人群都可以购买惠民保。一年花上100～200元购买一份惠民保（保额最高达300万元），不管报销比例多少，对普通民众来说都十分划得来，真正做到了低保费、高保额。”张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以“北京普惠健康保”为例，与其他商业保险相比，它最大特点是健康人群和五类特定既往症人群可以投保并理赔。也就是说，如果在投保前已经患有如恶性肿瘤、冠心病、糖尿病等重大疾病，仍然可以投保，并且可以理赔。
惠民保因其业务模式得到政府、商业保险机构以及第三方服务平台的广泛参与，在过去的两年里出现爆发式增长。
“除了价格亲民，能实现商保对社保的衔接外，各地推出惠民保产品，更多还是从降低居民医疗卫生费用自付比例角度考虑，降低民众就医、用药的自付成本。”张琳坦言。
她说，最大限度降低居民医疗费用自付比例，医保很难独自完成，借助商业保险是最佳方式。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惠民保是商业保险参与多层次医保体系的制度创新，是为中低收入群体对冲高达10.7%的医疗通胀率和分摊高额医疗费用负担的大胆探索，是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曾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医保局力推普惠健康保，其逻辑主要在于提高健康保障水平，发展医保第三支柱，利用商业保险机制解决社会医疗保险保障不足的问题。
不过，惠民保各地“遍地开花”也带来一些问题，张琳坦言，惠民保的理赔信息披露没有统一规范，披露信息非常有限，网上可以看到的简单赔付率从不足20%到99.88%，波动非常大，这样不利于未来的产品设计和升级迭代。
“惠民保产品减轻老百姓就医用药负担，到底能够给民众的医药卫生开销降低多少自付费用比例，仍是一个谜，这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希望商业保险公司能够公布惠民保理赔报告。”张琳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张琳建议，建立惠民保信息披露机制。以年度为单位，从费用、赔付、参保等方面向社会公众披露数据，增强公众知情感，提升惠民保的获得感。建议为惠民保业务划定费用范围，防止过低或者过高，沦为“经办业务”或者“普而不惠”。
应将“保险功能”系统地嵌入社会治理体系
“我自己也购买了惠民保，惠民保更多是补充基本医疗保险作用。”张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她介绍，湖南地区的惠民保发展趋势算比较好的，但推起来仍然吃力，“我们对惠民保的公信力和其背后社会治理功能的认知仍有不足”。
以财信人寿在湖南多地推出的惠民保为例，长沙、邵阳、岳阳等地都力推惠民保产品，但承保率不到40%，民众对惠民保的保障作用、产品性价比仍有诸多疑虑。
提升全社会的保险意识尤为重要。多年来，张琳一直是保险领域的研究者，也是该领域改革发展的呼吁者。
她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保险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工具，而很多地方却缺乏对保险的基本认知，一些地方政府对惠民保的推广和支持力度不够，必须在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推广和普及保险知识，使保险学原理和风险管理意识深入到工作中。”
郑秉文说：“建议国家医保局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惠民保。”
郑秉文认为，目前很多地方医保局持不反对不支持的“中立”态度，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吃到“定心丸”。中央政府表态意味着地方政府提供数据支持等将会一顺百顺，有利于增强个人参保信心和提高参保率。
此外，早在2018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张琳，率先提出要构建“保险型社会”。
她认为，保险业在服务现代社会、国家治理、城市治理的领域正在探讨各种措施，浙江沿海等省份利用惠民保这类保险产品参与社会治理就是一种很好的探索。
“还得通过多宣传，提升大众的保险意识，对于我们治理者尤其要加强学习利用保险服务开展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的实践，将‘保险功能’系统地嵌入‘治理体系’，这是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张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